姚欣進
前民進黨立委王雪峰之家暴案，近日成為社會矚目新聞。這是繼半年前媒體披露她與同樣高學歷之台大醫科畢業丈夫，兩人已失業多年，在家依拾荒為生的消息後，另一樁引人注意的社會新聞。
依照媒體報導，王雪峰被丈夫家暴已非近日之事，而應有兩年之久，而且家暴程度堪稱極為嚴重，警方與醫院過去早有王雪峰家暴保護令申請與驗傷記錄。更令人唏噓的是，十一年前通過之家暴法，當年乃是王雪峰領銜參與推動，如今她卻成為該法之執行保護的受害者之一。
本文所要討論的主題，不在於此個案，而在於這事件反映了國家機制與公民社會的必要關係。
當年家暴法之通過，對於台灣傳統社會價值觀來說，乃是劃時代的意義。在過去，夫妻關係乃是典型的家庭關係之一，屬於私領域的問題。
而若夫妻間的重大爭議，尤其是有傷顏面的家暴事件，往往是訴諸於當事人雙方長輩、親友間的調解，公權力無法可直接介入。但家暴法的通過，卻代表了從此之後，即使是最隱私之一的夫妻關係，若涉及暴力行為，則是公訴罪的刑法規範範圍之內，國家執行機構有其法律義務來介入處理。
這意味著，在公民自主領域的私生活中，若我們無法自主規範並傷害其他人，甚至是自己最親密關係的伴侶時，則私領域絕非是神聖不可侵犯之地，個人自主權也絕非是無條件不可限制的藉口，而須以公權力來介入規範之。
許多為社會公義而奮鬥的社運人士，由於長期的抗爭經驗，其對立抗爭的對象乃是政府單位，而其追求的理想乃是社會、個人力量的自主發展，因此往往會有無政府主義傾向，認為國家機器是錯誤、非必要的機制。
無政府主義的立論基礎，在於公民能充分自主地負責管理。公民自主與自我負責，這理想當然是正確的，但這僅是終極的理想願景。
在處於由傳統社會長期發展的轉化過程中，許多民眾根本無法自主負責的行為，嚴重傷害他人權益甚至生命時，若無有正當性的公權力介入處理，我們又豈能以尊重個人隱私、尊重私領域的說辭來漠視呢？
以王雪峰為例，即使她還有自己過去的政界、社會人脈關係來支援，尚且難免於家庭陰暗中的被暴力相向的厄運，尚且必須依賴家暴法而倉皇地向警方求助，那比王雪峰更無助，更缺乏台灣社會關係的新移民新娘，一旦陷入家暴，豈不更迫切需要公權力的保護？事實上，2003年通過的「兒童與少年福利法」，也依此相同的原則，明文規範公民應有家長照顧自己未成年孩兒的義務，若有虐待情事，公權力也有介入處理的責任。
在個人、私領域之外的公權力機制，有其客觀而必要的功能，來幫助社會發展更健全的公民自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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