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 01 週一 201014:43
4月1日起，請移駕至「台灣公共化協會」
- 3月 27 週六 201002:27
罵完台大學生，然後呢？
■任懷鳴
洪蘭教授發表文章，大罵台大醫學院學生「尸位素餐」之後，不但造成媒體進一步的追打報導，更引起正反不同意見的批評和討論；甚至，還有評論者認為這根本只是「上一代不滿下一代」的通病，因此要洪蘭「少倚老賣老」了！
但我的一位醫生朋友卻明白招認，自己在讀大學時「蹺課、睡覺、吃零食、聊天聊到太大聲被瞪白眼……，除了沒吃泡麵之外，所有被洪蘭罵到的事通通幹過」，但
不是唸台大的他卻語重心長的補充：「台大醫學系學生上課如果有狀況，絕對不只是台大的問題」，因為，「醫學系的教師上課，實在讓人『不如睡去』、『不如聊
天去』、『不如看電影去』……」；而更重要的，「不只是醫學教育有問題，甚至不只是台大的教育有問題，而是台灣的整體教育都出了問題」。
台灣的整體教育出了什麼問題呢？我的朋友說：第一，讀醫學系的學生不一定對醫學有興趣，只不過因為「成績真的太好」，或者為了完成父母的心願。第二，從幼
稚園拚到醫學系，其實已經累了、讀書的胃口也撐爆了（這是所有大學的問題），再也不想讀教科書、上無聊的課了，求知欲已消耗殆盡。
第三，教育內容被「階級化」，小學開始就這樣，數學、國文、英文最重要，理化史地次之，公民、健教更次之，美勞、體育、音樂就閃一邊吧！讀到醫學系，解剖
學、內科概論、外科概論是「上等課」，什麼社會學、心理學等等通識課程就閃一邊吧！第四，醫學教育課程的設計，「基礎與臨床」設計不當，課程枯燥又龐雜無
章。第五，上課老師都是醫師，表達能力欠佳、毫無教學技巧之外，又忙於看診開刀寫論文，根本無心準備教學。
我完全同意我的朋友對台灣教育弊病的觀察與分析（當然，他的坦白招供，我更要齋戒沐浴、表示敬意！），也完全贊成不應該太過苛責學生；畢竟，比起家長壓抑
孩子的興趣，比起教師的不當身教，比起學校對教育的扭曲，比起教育單位「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的謊言，學生的放縱行為又算得了什麼呢？如果學生是「尸位素
餐」的話，那麼，我們這些大人恐怕更應該是「暴虐無道，罪大惡極」吧？
只不過，我卻有兩點意見和我的朋友略有不同。
第一，我的朋友以責備賢者的心情，認為洪蘭只看到「學生放縱」的表相，而沒有深入探討「造成學生放縱的深層因素」，也對洪蘭「只擔憂台灣學生喪失國際競爭
力」表示遺憾。但我卻認為這可能正是洪蘭的寫作策略。試想，一篇一千字的專欄，如果又要批判教師的教學方式，又要分析醫學院的課程結構，甚至又要探討國家
教育政策對教育的扭曲；那麼，「連台大醫學院的學生也如此不像話」的主題恐怕反而模糊不清了。
而「台大醫學院學生如此不像話」這個主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群「天之驕子」是我們這個社會成就與希望的象徵，甚至是許多菁英分子心目中的「身分繼承
人」；罵了台大醫學院學生，也就等於在這些菁英分子臉上重重的甩上一個耳光。想當年，《野火集》為什麼會造成舉國震動？除了龍應台的文筆犀利之外，不正是
因為她指著人的鼻子大罵：「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同樣的，如果不是洪蘭的一句「尸位素餐」，又怎麼會引來如此多的後續討論呢？
第二點，也是比較重要的，是我的朋友對台灣教育弊病的處方。我的朋友認為，應該請洪蘭（或大家）呼籲：「停止使孩子倒盡讀書胃口的填鴨教育，還給孩子快樂
的童年，健康的青少年；勸導師長讓孩子隨興趣與依天賦發展，警告推著孩子讀醫學系，有時與埋沒人才無異；鼓勵孩子從記憶性與技術的學習走出來，品嚐人文教
育的甘美……」然而，我卻認為這樣的主張是一種「究責於個人」的唯心主義，對解決問題的幫助不大。這就好像在面對社會風氣敗壞時，去提倡「淨化人心」、去
推動什麼勞什子的「新生活運動」一樣。
最近，有朋友寄來一篇文章《洗澡洗再快也不夠：為甚麼個人改變不等於政治改變》（Taking Shorter Showers Doesn't
Cut Why Personal Change Does Not Equal Political Change，原載於July/August
2009 issue of Orion Magazine）就是在談這問題。
作者以環保議題為例指出，人們一直被有系統地誤導，用個人消費行動（或者說個人的啟蒙）來取代有組織的政治抵抗。例如，《不願面對的真相》這部電影固然提
高了全球暖化的意識，但電影中提出的所有解決方法都和個人消費習慣有關，包括：換燈泡、充飽輪胎、比平常少開車等等；然而，這些都無法改變企業掌控經濟權
力的現況，也無法停止「追求成長」的經濟模式。即使每個美國人都做到電影中建議的所有事項，美國的碳排放量只會下降22％，而科學家卻指出必須下降75％
才夠！
「究責個人」的最大危害就在於：讓人們停留在「消費者罪惡感的自我救贖」中，而忘記自己其實是一個「社會公民」，可以進行投票、不投票、發傳單、杯葛、遊說、抗議、組織社團等等政治行動，來瓦解有利當權者和富人的社會結構，以及壓榨式的政治經濟系統。
如果用這個觀點看台灣的教育弊病，有效的處方就應該是：大家團結起來，去推翻那個讓千萬學子爭得頭破血流的升學制度，去改造（或建立）那個讓舉國家長對未
來生活不安的社會安全制度。充分而夠品質的教育和好的社會安全制度需要經費，那就要大家團結起來，要求政府改善財政制度或調整資源分配。好的政策要有好的
官員和好的民意代表，那就要大家團結起來，多選出一些「好蘋果」啊！不是嗎？
當然，「大家如何團結起來」就是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了。
（高雄市教師會教育政策中心主、公共化協會成員）
洪蘭教授發表文章，大罵台大醫學院學生「尸位素餐」之後，不但造成媒體進一步的追打報導，更引起正反不同意見的批評和討論；甚至，還有評論者認為這根本只是「上一代不滿下一代」的通病，因此要洪蘭「少倚老賣老」了！
但我的一位醫生朋友卻明白招認，自己在讀大學時「蹺課、睡覺、吃零食、聊天聊到太大聲被瞪白眼……，除了沒吃泡麵之外，所有被洪蘭罵到的事通通幹過」，但
不是唸台大的他卻語重心長的補充：「台大醫學系學生上課如果有狀況，絕對不只是台大的問題」，因為，「醫學系的教師上課，實在讓人『不如睡去』、『不如聊
天去』、『不如看電影去』……」；而更重要的，「不只是醫學教育有問題，甚至不只是台大的教育有問題，而是台灣的整體教育都出了問題」。
台灣的整體教育出了什麼問題呢？我的朋友說：第一，讀醫學系的學生不一定對醫學有興趣，只不過因為「成績真的太好」，或者為了完成父母的心願。第二，從幼
稚園拚到醫學系，其實已經累了、讀書的胃口也撐爆了（這是所有大學的問題），再也不想讀教科書、上無聊的課了，求知欲已消耗殆盡。
第三，教育內容被「階級化」，小學開始就這樣，數學、國文、英文最重要，理化史地次之，公民、健教更次之，美勞、體育、音樂就閃一邊吧！讀到醫學系，解剖
學、內科概論、外科概論是「上等課」，什麼社會學、心理學等等通識課程就閃一邊吧！第四，醫學教育課程的設計，「基礎與臨床」設計不當，課程枯燥又龐雜無
章。第五，上課老師都是醫師，表達能力欠佳、毫無教學技巧之外，又忙於看診開刀寫論文，根本無心準備教學。
我完全同意我的朋友對台灣教育弊病的觀察與分析（當然，他的坦白招供，我更要齋戒沐浴、表示敬意！），也完全贊成不應該太過苛責學生；畢竟，比起家長壓抑
孩子的興趣，比起教師的不當身教，比起學校對教育的扭曲，比起教育單位「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的謊言，學生的放縱行為又算得了什麼呢？如果學生是「尸位素
餐」的話，那麼，我們這些大人恐怕更應該是「暴虐無道，罪大惡極」吧？
只不過，我卻有兩點意見和我的朋友略有不同。
第一，我的朋友以責備賢者的心情，認為洪蘭只看到「學生放縱」的表相，而沒有深入探討「造成學生放縱的深層因素」，也對洪蘭「只擔憂台灣學生喪失國際競爭
力」表示遺憾。但我卻認為這可能正是洪蘭的寫作策略。試想，一篇一千字的專欄，如果又要批判教師的教學方式，又要分析醫學院的課程結構，甚至又要探討國家
教育政策對教育的扭曲；那麼，「連台大醫學院的學生也如此不像話」的主題恐怕反而模糊不清了。
而「台大醫學院學生如此不像話」這個主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群「天之驕子」是我們這個社會成就與希望的象徵，甚至是許多菁英分子心目中的「身分繼承
人」；罵了台大醫學院學生，也就等於在這些菁英分子臉上重重的甩上一個耳光。想當年，《野火集》為什麼會造成舉國震動？除了龍應台的文筆犀利之外，不正是
因為她指著人的鼻子大罵：「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同樣的，如果不是洪蘭的一句「尸位素餐」，又怎麼會引來如此多的後續討論呢？
第二點，也是比較重要的，是我的朋友對台灣教育弊病的處方。我的朋友認為，應該請洪蘭（或大家）呼籲：「停止使孩子倒盡讀書胃口的填鴨教育，還給孩子快樂
的童年，健康的青少年；勸導師長讓孩子隨興趣與依天賦發展，警告推著孩子讀醫學系，有時與埋沒人才無異；鼓勵孩子從記憶性與技術的學習走出來，品嚐人文教
育的甘美……」然而，我卻認為這樣的主張是一種「究責於個人」的唯心主義，對解決問題的幫助不大。這就好像在面對社會風氣敗壞時，去提倡「淨化人心」、去
推動什麼勞什子的「新生活運動」一樣。
最近，有朋友寄來一篇文章《洗澡洗再快也不夠：為甚麼個人改變不等於政治改變》（Taking Shorter Showers Doesn't
Cut Why Personal Change Does Not Equal Political Change，原載於July/August
2009 issue of Orion Magazine）就是在談這問題。
作者以環保議題為例指出，人們一直被有系統地誤導，用個人消費行動（或者說個人的啟蒙）來取代有組織的政治抵抗。例如，《不願面對的真相》這部電影固然提
高了全球暖化的意識，但電影中提出的所有解決方法都和個人消費習慣有關，包括：換燈泡、充飽輪胎、比平常少開車等等；然而，這些都無法改變企業掌控經濟權
力的現況，也無法停止「追求成長」的經濟模式。即使每個美國人都做到電影中建議的所有事項，美國的碳排放量只會下降22％，而科學家卻指出必須下降75％
才夠！
「究責個人」的最大危害就在於：讓人們停留在「消費者罪惡感的自我救贖」中，而忘記自己其實是一個「社會公民」，可以進行投票、不投票、發傳單、杯葛、遊說、抗議、組織社團等等政治行動，來瓦解有利當權者和富人的社會結構，以及壓榨式的政治經濟系統。
如果用這個觀點看台灣的教育弊病，有效的處方就應該是：大家團結起來，去推翻那個讓千萬學子爭得頭破血流的升學制度，去改造（或建立）那個讓舉國家長對未
來生活不安的社會安全制度。充分而夠品質的教育和好的社會安全制度需要經費，那就要大家團結起來，要求政府改善財政制度或調整資源分配。好的政策要有好的
官員和好的民意代表，那就要大家團結起來，多選出一些「好蘋果」啊！不是嗎？
當然，「大家如何團結起來」就是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了。
（高雄市教師會教育政策中心主、公共化協會成員）
- 3月 12 週五 201021:22
難以永續的再生能源商品化政策
潘欣榮
在八八風災後，台灣人民已明顯感受到的「全球溫度每增加1度，台灣強降雨增加140％，毛毛雨會減少70％」等自然對生命財產的傷害。[1]
而近日的哥本哈根會議之後，正是要解決上述的問題，亦即決議對全球各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進行更嚴格的控管。
當初，台灣雖非《京都議定書》的會員國，但在此次哥本哈根決議簽署後，這個以已開發國家為導向的會議，極可能向未遵守此決議的國家展開要求：一方面，強調其本國以更高的社會成本、犧牲部份經濟利益以保護地球，另方面，也將以不得低於其本國的標準來要求其他邁入已開發之林的國家。
而那些商品進口大國，也可能透過「碳稅邊界機制」，來對「不符合」減碳標準的國家，提高關稅以進行經濟制裁[2]。
綜上，可知因不配合碳排放標準而造成的氣候變遷，已透過自然與經濟壓力，直接與間接的衝擊台灣人民的生計。
嚴酷的事實是，台灣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近十六年來已上升133％，平均每年成長5.4％。這使得台灣在2007年的總排放量位居全球第廿二名、人均排放量居十八名，為全球平均值的三倍。
由此可知，為了台灣人民的生存，政府必須提出更積極的減碳政策。
然而，在當前眾多減碳方法中，最有效[3]的辦法之一就是以再生能源取代傳統的石化發電。因再生能源這不僅能讓台灣避開「碳稅邊界機制」的經濟制裁，更能讓進口能源依存度高達99.23％[4]的台灣逐步擺脫國際原油價格所帶來的物價飆漲。
雖然再生能源的需求已迫在眉睫，但台灣的再生能源政策卻長期牛步化。本文即探討，此一歷時六年、橫跨新舊政府而終於今年通過的「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該政策的支出是否合理？財源為何？能否在不造成百姓額外稅收、電費負擔下，
為達到《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清潔發展機制, 聯合履行,
排放交易等三種減排機制？
企業投入的誘因
然而，這看似百利而無一害的政策，其母法之一的「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雖已於今年（2009）6月12日三讀通過。然而，卻仍原地踏步、未有明顯進展。
究拖延之因，表面上是主要是政府對再生能源的「躉購費率（收購價格）[5]」、收購期限及適用的發電方式，在各能源廠商的角力下遲遲未有定論。
實質上，卻牽涉到因電業在市場機制下，台電用保價收購的方式向民營電廠購電的龐大商機。具體而言，依據能源廠商要求能源局公佈的收購參考價格，目前的再生能源收購價格應該從新台幣2元至9元[6]，提高到國際平均價格是每度十四到二十元台幣。這平均漲幅高達2.6倍，不可謂低。
然而廠商卻仍振振有詞的表示：若無此漲幅，就直接衝擊業者投資的回收成本、合理利潤，利潤低就無投資誘因，所以不願進場。甚至環保署長沈世宏也附和：「目前環保署正積極說服台電，期能透過『補貼、投資保障利潤』等保價收購方式吸引中小企業投入再生能源市場。」
而立法院也從善如流，依據各再生能源類別而訂定5%到7%的投資報率的草案原則。[7]但許多業者仍不滿意此結果，甚至揚言退出台灣市場，並抱怨馬政府根本沒誠意推動再生能源。
是否圖利財團？
事實上，立院所草擬給予再生能源廠商的「合理利潤（投資報率的5%到7%）」，在政府監督上根本難以操作。因為是私人資本、財務無法完全公開，所以根本無法藉由財報來完整得知其真正的投資報酬率。所以高價收購再生能源，極有可能變成「圖利特定財團由全民買單」的惡政。
退一萬步來說，縱使每家私人再生能源供應商都發菩薩心、願意百分之百公開財報，而沒有圖利的問題。但再生能源政策延宕的事實仍舊存在，是故我們仍必須追問：再生能源政策的拖延，是政府主觀不願意、或者客觀辦不到？若是前者，當然應言詞批判官僚延宕墮落，但若是後者，則需進一步追問：此客觀阻力能否克服？否則，則台灣將面臨減碳不利的國際經濟制裁。
政策預算從哪來？
就以太陽能產業來說，台灣現有2007年的產值破400億元，預估2010年達達1,500億元，全球市場佔有率6%。[8]但經濟部能源局投入太陽能研發的經費在
2008年僅1億餘元，另補貼太陽能用戶補助僅3億元，僅佔總產值的百分之一。長期為業者所詬病。
由上述得知，倘若政府要滿足產業的要求，就必須大幅度的提高補助。但這些補助的錢從哪裡來？
目前政府擬定的經費來源有二。一是從電源的生產者下手：以「變相碳稅」，由台電或石化發電業者來負擔相關稅基；二是從消費者端，透過調高電價，由一般家庭、商店與工業共同承擔。
台電、人民都沒錢的政策兩難
但上述問題馬上就來，首先，台電作為購買民間電力的政策執行單位，董事長陳貴明已於十二月宣佈：因國際原油價格飆漲，今年虧10億，明年虧逾267億。[9]一個已虧損267億的入不敷出之公營機構，如何吸收未來每年因再生能源所新增的上百億收購成本？
其次，環保署長沈世宏已呼籲：「為發展再生能源，電費一定要漲」[10]。然而，若比照今年四月，台電提出的家用電價平均漲幅以30％為基準[11]，若以四口之家平均夏季每月若用電450度，馬上就要增加近400元的電費開銷，姑且不論其加重台灣老百姓生存負擔的不公益。在商言商也會看到在調漲後，每度電費最多也僅多收3.77元，相對民營電廠所要求的台幣十四到二十元的收購價格，完全是杯水車薪。亦可明顯看出台電在執行保價收購再生能源時，勢必入不敷出、捉襟見肘。
綜上可知，對馬政府來說：在收入端無法拓展綠能稅收來源，更為了避免引起民怨而不敢調漲電費；在支出端卻得面對再生能源廠商對保價收購的窮追猛打，若照此進退維谷的脈絡下去，台灣再生能源產業極難再發展。
如何克服？
要擺脫上述兩難，則必須從生產與經費，兩方面著手。
首先，在生產端，台灣的再生能源產業，必須在全球綠能商品的生產利潤鍊中，要從代工、加工的位置爬上設計、研發端。亦即擺脫外國高昂專利費的箝制。
其次，在經費端則須務實的問：要踏上設計研發端，台灣政府能否自己研發再生能源系統？其經費從哪來？
面對上述問題，仍必須面對「課碳稅」的根本問題，亦即把餅做大，透過台電以外的稅收，亦即進步稅改，才能根本性的提高再生能源預算。
另方面，這些預算不能再依照目前的電業商品化邏輯，以財團利益至上進行補貼。相對的，需提出以人民生存的「環境及社會公益至上」之再生能源政策。亦即唯有在公民監督、共管下，以「人類永續」的公益精神所發展的電業政策，方能兼顧百姓可負擔的合理電價，與非盈利性的再生能源推動。方能發展真正以環境永續、人民生計為優先的再生能源政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主任劉紹臣在「前瞻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的資料，
[2]美國最大通路商沃爾瑪已決定，二○一四年起全部上架產品，都要揭露綠標。【中國時報。2009.12.13。從智財障礙到碳稅障礙─向短視內閣進一言】
[3]全球減碳最好的國家德國為例，約近一半是再生能源發電的貢獻。
[4]能源安全度(民國九十七年)。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統計年報
[5]該條例第九條規定，應於半年內由「費率審議委員會」審定再生能源「躉購費率」。
[6]太陽光電是八至九元，風力、水力、地熱、生質能等則約每度二至四元。
[7]
民進黨團幹事長李俊毅指出，目前再生能發電設備的躉購費率和計算公式，經審查後，初步認為相關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考量各再生能源類別的平均裝置成本、運轉年限和維護費、年發電量等，以投資報率的5%到7%為原則。【中央社。2009.4.13。
再生能源案審查慢 躉購費率計價公式待協商。】
[8]根據經濟部工業局提供的資料，
[9]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今天審查台灣電力公司預算，經濟部長施顏祥率領台電董事長陳貴明。【中央社。2009/12/7。台電估今年虧10億
明年虧逾267億。】
[10]【聯合報。2009.12.10。發展再生能源 環署說電費一定要漲。】
[11]每月用電量一百一十度以下 （全國有一百四十萬戶
)不漲；一百一十一度到三百三十度由二點四一五漲到三點一四元，每度增加○點七二五元；三百三十一度至五百度，以及五百度以上，都是由二點九元漲到三點七
七元，每度增加○點八七元。【大紀元週報。2009.4.28。低收入戶電費 台電現金補貼。】
在八八風災後，台灣人民已明顯感受到的「全球溫度每增加1度，台灣強降雨增加140％，毛毛雨會減少70％」等自然對生命財產的傷害。[1]
而近日的哥本哈根會議之後，正是要解決上述的問題，亦即決議對全球各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進行更嚴格的控管。
當初，台灣雖非《京都議定書》的會員國，但在此次哥本哈根決議簽署後，這個以已開發國家為導向的會議，極可能向未遵守此決議的國家展開要求：一方面，強調其本國以更高的社會成本、犧牲部份經濟利益以保護地球，另方面，也將以不得低於其本國的標準來要求其他邁入已開發之林的國家。
而那些商品進口大國，也可能透過「碳稅邊界機制」，來對「不符合」減碳標準的國家，提高關稅以進行經濟制裁[2]。
綜上，可知因不配合碳排放標準而造成的氣候變遷，已透過自然與經濟壓力，直接與間接的衝擊台灣人民的生計。
嚴酷的事實是，台灣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近十六年來已上升133％，平均每年成長5.4％。這使得台灣在2007年的總排放量位居全球第廿二名、人均排放量居十八名，為全球平均值的三倍。
由此可知，為了台灣人民的生存，政府必須提出更積極的減碳政策。
然而，在當前眾多減碳方法中，最有效[3]的辦法之一就是以再生能源取代傳統的石化發電。因再生能源這不僅能讓台灣避開「碳稅邊界機制」的經濟制裁，更能讓進口能源依存度高達99.23％[4]的台灣逐步擺脫國際原油價格所帶來的物價飆漲。
雖然再生能源的需求已迫在眉睫，但台灣的再生能源政策卻長期牛步化。本文即探討，此一歷時六年、橫跨新舊政府而終於今年通過的「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該政策的支出是否合理？財源為何？能否在不造成百姓額外稅收、電費負擔下，
為達到《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清潔發展機制, 聯合履行,
排放交易等三種減排機制？
企業投入的誘因
然而，這看似百利而無一害的政策，其母法之一的「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雖已於今年（2009）6月12日三讀通過。然而，卻仍原地踏步、未有明顯進展。
究拖延之因，表面上是主要是政府對再生能源的「躉購費率（收購價格）[5]」、收購期限及適用的發電方式，在各能源廠商的角力下遲遲未有定論。
實質上，卻牽涉到因電業在市場機制下，台電用保價收購的方式向民營電廠購電的龐大商機。具體而言，依據能源廠商要求能源局公佈的收購參考價格，目前的再生能源收購價格應該從新台幣2元至9元[6]，提高到國際平均價格是每度十四到二十元台幣。這平均漲幅高達2.6倍，不可謂低。
然而廠商卻仍振振有詞的表示：若無此漲幅，就直接衝擊業者投資的回收成本、合理利潤，利潤低就無投資誘因，所以不願進場。甚至環保署長沈世宏也附和：「目前環保署正積極說服台電，期能透過『補貼、投資保障利潤』等保價收購方式吸引中小企業投入再生能源市場。」
而立法院也從善如流，依據各再生能源類別而訂定5%到7%的投資報率的草案原則。[7]但許多業者仍不滿意此結果，甚至揚言退出台灣市場，並抱怨馬政府根本沒誠意推動再生能源。
是否圖利財團？
事實上，立院所草擬給予再生能源廠商的「合理利潤（投資報率的5%到7%）」，在政府監督上根本難以操作。因為是私人資本、財務無法完全公開，所以根本無法藉由財報來完整得知其真正的投資報酬率。所以高價收購再生能源，極有可能變成「圖利特定財團由全民買單」的惡政。
退一萬步來說，縱使每家私人再生能源供應商都發菩薩心、願意百分之百公開財報，而沒有圖利的問題。但再生能源政策延宕的事實仍舊存在，是故我們仍必須追問：再生能源政策的拖延，是政府主觀不願意、或者客觀辦不到？若是前者，當然應言詞批判官僚延宕墮落，但若是後者，則需進一步追問：此客觀阻力能否克服？否則，則台灣將面臨減碳不利的國際經濟制裁。
政策預算從哪來？
就以太陽能產業來說，台灣現有2007年的產值破400億元，預估2010年達達1,500億元，全球市場佔有率6%。[8]但經濟部能源局投入太陽能研發的經費在
2008年僅1億餘元，另補貼太陽能用戶補助僅3億元，僅佔總產值的百分之一。長期為業者所詬病。
由上述得知，倘若政府要滿足產業的要求，就必須大幅度的提高補助。但這些補助的錢從哪裡來？
目前政府擬定的經費來源有二。一是從電源的生產者下手：以「變相碳稅」，由台電或石化發電業者來負擔相關稅基；二是從消費者端，透過調高電價，由一般家庭、商店與工業共同承擔。
台電、人民都沒錢的政策兩難
但上述問題馬上就來，首先，台電作為購買民間電力的政策執行單位，董事長陳貴明已於十二月宣佈：因國際原油價格飆漲，今年虧10億，明年虧逾267億。[9]一個已虧損267億的入不敷出之公營機構，如何吸收未來每年因再生能源所新增的上百億收購成本？
其次，環保署長沈世宏已呼籲：「為發展再生能源，電費一定要漲」[10]。然而，若比照今年四月，台電提出的家用電價平均漲幅以30％為基準[11]，若以四口之家平均夏季每月若用電450度，馬上就要增加近400元的電費開銷，姑且不論其加重台灣老百姓生存負擔的不公益。在商言商也會看到在調漲後，每度電費最多也僅多收3.77元，相對民營電廠所要求的台幣十四到二十元的收購價格，完全是杯水車薪。亦可明顯看出台電在執行保價收購再生能源時，勢必入不敷出、捉襟見肘。
綜上可知，對馬政府來說：在收入端無法拓展綠能稅收來源，更為了避免引起民怨而不敢調漲電費；在支出端卻得面對再生能源廠商對保價收購的窮追猛打，若照此進退維谷的脈絡下去，台灣再生能源產業極難再發展。
如何克服？
要擺脫上述兩難，則必須從生產與經費，兩方面著手。
首先，在生產端，台灣的再生能源產業，必須在全球綠能商品的生產利潤鍊中，要從代工、加工的位置爬上設計、研發端。亦即擺脫外國高昂專利費的箝制。
其次，在經費端則須務實的問：要踏上設計研發端，台灣政府能否自己研發再生能源系統？其經費從哪來？
面對上述問題，仍必須面對「課碳稅」的根本問題，亦即把餅做大，透過台電以外的稅收，亦即進步稅改，才能根本性的提高再生能源預算。
另方面，這些預算不能再依照目前的電業商品化邏輯，以財團利益至上進行補貼。相對的，需提出以人民生存的「環境及社會公益至上」之再生能源政策。亦即唯有在公民監督、共管下，以「人類永續」的公益精神所發展的電業政策，方能兼顧百姓可負擔的合理電價，與非盈利性的再生能源推動。方能發展真正以環境永續、人民生計為優先的再生能源政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主任劉紹臣在「前瞻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的資料，
[2]美國最大通路商沃爾瑪已決定，二○一四年起全部上架產品，都要揭露綠標。【中國時報。2009.12.13。從智財障礙到碳稅障礙─向短視內閣進一言】
[3]全球減碳最好的國家德國為例，約近一半是再生能源發電的貢獻。
[4]能源安全度(民國九十七年)。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統計年報
[5]該條例第九條規定，應於半年內由「費率審議委員會」審定再生能源「躉購費率」。
[6]太陽光電是八至九元，風力、水力、地熱、生質能等則約每度二至四元。
[7]
民進黨團幹事長李俊毅指出，目前再生能發電設備的躉購費率和計算公式，經審查後，初步認為相關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考量各再生能源類別的平均裝置成本、運轉年限和維護費、年發電量等，以投資報率的5%到7%為原則。【中央社。2009.4.13。
再生能源案審查慢 躉購費率計價公式待協商。】
[8]根據經濟部工業局提供的資料，
[9]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今天審查台灣電力公司預算，經濟部長施顏祥率領台電董事長陳貴明。【中央社。2009/12/7。台電估今年虧10億
明年虧逾267億。】
[10]【聯合報。2009.12.10。發展再生能源 環署說電費一定要漲。】
[11]每月用電量一百一十度以下 （全國有一百四十萬戶
)不漲；一百一十一度到三百三十度由二點四一五漲到三點一四元，每度增加○點七二五元；三百三十一度至五百度，以及五百度以上，都是由二點九元漲到三點七
七元，每度增加○點八七元。【大紀元週報。2009.4.28。低收入戶電費 台電現金補貼。】
- 3月 12 週五 201021:20
教學評鑑的能與不能
洪翠苹
前兩個月，邱天助教授於中國時報「時論廣場」撰文批評台灣高等教育過度倚賴教學評鑑的結果，不僅扭轉師生倫理，更讓大學庸俗化、知識淺薄化、並讓校園隱藏極度緊張氣氛。做為一個於去年九月剛上任的業界教師，想跟大家分享我在校內裡觀察到教師評鑑對教師的影響。
去年十月，學校為新進教師提供教學成長工作坊做在職訓練。
工作坊一開始，負責教學評鑑（其後簡稱教評）問卷設計的老師滔滔不絕分享教評得分方向，細數著新進老師通常會在哪幾個評分區慘敗，而他又如何在長年摸索教評得分要領中，在老師的教學要求與取得較高的教評成績間取得平衡。這位老師認為教評可以督促老師改善專業能力，但同時也存在著老師為得高分而不舉行考試、或是分數放水之弊病。
接著，另一位老師分享其在課堂中，使用哪些方法來引起學生注意、在學生疲勞時，適時玩些小遊戲、使用哪些方式來避免學生的批評、責怪與怨懟，以避免學生在教評問卷中給予負面評價。
在之後的問答裡，有位外校的新進教師提問學生素質高低很可能影響老師的教評分數高低，因為素質高者較易聽懂老師的上課內容，素質低者在理解課程上相對難度較高，就此一可能的現象教師要如何克服？
聽完眾老師們的分享，感覺自己宛若在補習班上了門應試技巧的教戰策略，我想造成此情況的原因或許與此次工作坊主題與教評有關，所以大多數的老師分享時特別強調要如何取得教評高分，而較缺乏分享傳達知識的教學技巧與心得。
我們或許能從幾位老師們的分享裡發現教評對教師們產生的影響：
1.
促使老師做為一積極的知識轉譯者
教師不僅是知識的「傳遞」者，更應確保知識的有效「傳達｣。然在過去自己的學生經驗中，不乏許多講台上口沫橫飛、講台下睡成一片的老師，猶有甚者，則是每堂皆一字不漏念著課文的念書機器老師。這些教師裡有許多是「認真講課」的，但他們往往只急著將知識傳給學生，卻忘了教育也是個溝通的過程，如何引起學生興趣、用學生的語言傳遞知識的訊息是很重要。
從老師論及引發學生興趣的分享中，可看出教評裡在某種程度上，間接鼓勵老師們以更多元的上課方式促進學生學習的效率。
2．為教評而教評，而非以教評做為調整自己教學方式之依據
一如考試的目的不應為挫折學生、以此做為責怪學生、逼迫學生的依據，教評也應同考試般，是師生彼此用來檢視自己在教、學方法上有無需要改進之處之媒介。
換言之，這兩者同時反映今日考試制度上的問題，即，考試內容不見得能真實反映受試者懂多少，只反映受試者能否有效掌握得分技巧；以考試來判定受試者的好、壞、優、劣，卻，缺乏提供考試、評鑑後應有的補救教學資源（包括個別輔導的師資與可能的教學資源）。
3．教評可能間接促使教師一味討好學生，卻未善盡教師責任
一如邱教授指出教評促使教學成為「顧客至上」的販售商品之情形，本校負責設計、執行教評的老師指出，教評執行結果可能衍生出老師請學生吃飯、減少考試次數、考試放水、不敢當人的情況，為的是擔心自己開不了課、影響教評結果。
從上述討論，不難發現教評確實存在邱教授言及教評使教師以「顧客至上」的方式對學生進行放水等相關降低教學要求的行為，然而造成此一現象的究竟是教評本身還是在執行教評上缺乏適當的配套措施有關？
在簡惠閔的研究中指出，教評目的除做為教育當局與學校管理、監督之用、教師教學反省、提升教學效果與教育品質之外，更是做為提醒學校適時輔佐教師、提供教師專業進修機會、與教學環境需求之支援（簡惠閔，2003）。
然從上述教師們對教評的反應可看到，教師重視教評成績影響其在升等上的判準，然而教師並未在其教評成績不理想時，獲得學校適時的個別輔導及諮詢，也就是說，學校僅要求教師盡量提升其教學專業，卻未盡其輔佐之責。而今日台灣教育愈趨市場化，許多學校在缺乏充足的教育經費與資源的情況下，即便有心輔佐教師其專業能力上之需求，適時支持其所需之教學環境，恐怕也是心有餘有力不足。
總的來說，使今日大學庸俗化、知識淺薄化的並非教評本身，而是如許又方教授指出各大學在招生壓力下，授意教師降低教學標準，致使教育品質低落（許又方，2009/12/2）。因政府的教育補助短缺，而使各校變相倚賴學費，故採用教育市場化的運作邏輯，讓各大學讓每位教師承擔招生的「業績壓力」，才是以教評做為教師有否符合「消費者」需求的指標；同時，「教評只執行問卷調查」的問題，其成因也是資源短缺，所造成評鑑之後、學校無能就評鑑結果提供相關的協助及支援，因而導致教評未能完全發揮其增進教師教學專業、提升教育品質，這才應是引起大學素質衰退的主因。
參考文獻
邱天助，2009，教學評鑑 讓大學倒退了。刊載於2009//12/2中國時報「時報廣場」。
許又方，2009，教學評鑑
仍是利大於弊。刊載於2009//12/3中國時報「時報廣場」。
簡惠閔，2003，從利害關係人之角度看教師評鑑--Scriven評鑑觀之應用。教育資料與研究，53，38-47。
前兩個月，邱天助教授於中國時報「時論廣場」撰文批評台灣高等教育過度倚賴教學評鑑的結果，不僅扭轉師生倫理，更讓大學庸俗化、知識淺薄化、並讓校園隱藏極度緊張氣氛。做為一個於去年九月剛上任的業界教師，想跟大家分享我在校內裡觀察到教師評鑑對教師的影響。
去年十月，學校為新進教師提供教學成長工作坊做在職訓練。
工作坊一開始，負責教學評鑑（其後簡稱教評）問卷設計的老師滔滔不絕分享教評得分方向，細數著新進老師通常會在哪幾個評分區慘敗，而他又如何在長年摸索教評得分要領中，在老師的教學要求與取得較高的教評成績間取得平衡。這位老師認為教評可以督促老師改善專業能力，但同時也存在著老師為得高分而不舉行考試、或是分數放水之弊病。
接著，另一位老師分享其在課堂中，使用哪些方法來引起學生注意、在學生疲勞時，適時玩些小遊戲、使用哪些方式來避免學生的批評、責怪與怨懟，以避免學生在教評問卷中給予負面評價。
在之後的問答裡，有位外校的新進教師提問學生素質高低很可能影響老師的教評分數高低，因為素質高者較易聽懂老師的上課內容，素質低者在理解課程上相對難度較高，就此一可能的現象教師要如何克服？
聽完眾老師們的分享，感覺自己宛若在補習班上了門應試技巧的教戰策略，我想造成此情況的原因或許與此次工作坊主題與教評有關，所以大多數的老師分享時特別強調要如何取得教評高分，而較缺乏分享傳達知識的教學技巧與心得。
我們或許能從幾位老師們的分享裡發現教評對教師們產生的影響：
1.
促使老師做為一積極的知識轉譯者
教師不僅是知識的「傳遞」者，更應確保知識的有效「傳達｣。然在過去自己的學生經驗中，不乏許多講台上口沫橫飛、講台下睡成一片的老師，猶有甚者，則是每堂皆一字不漏念著課文的念書機器老師。這些教師裡有許多是「認真講課」的，但他們往往只急著將知識傳給學生，卻忘了教育也是個溝通的過程，如何引起學生興趣、用學生的語言傳遞知識的訊息是很重要。
從老師論及引發學生興趣的分享中，可看出教評裡在某種程度上，間接鼓勵老師們以更多元的上課方式促進學生學習的效率。
2．為教評而教評，而非以教評做為調整自己教學方式之依據
一如考試的目的不應為挫折學生、以此做為責怪學生、逼迫學生的依據，教評也應同考試般，是師生彼此用來檢視自己在教、學方法上有無需要改進之處之媒介。
換言之，這兩者同時反映今日考試制度上的問題，即，考試內容不見得能真實反映受試者懂多少，只反映受試者能否有效掌握得分技巧；以考試來判定受試者的好、壞、優、劣，卻，缺乏提供考試、評鑑後應有的補救教學資源（包括個別輔導的師資與可能的教學資源）。
3．教評可能間接促使教師一味討好學生，卻未善盡教師責任
一如邱教授指出教評促使教學成為「顧客至上」的販售商品之情形，本校負責設計、執行教評的老師指出，教評執行結果可能衍生出老師請學生吃飯、減少考試次數、考試放水、不敢當人的情況，為的是擔心自己開不了課、影響教評結果。
從上述討論，不難發現教評確實存在邱教授言及教評使教師以「顧客至上」的方式對學生進行放水等相關降低教學要求的行為，然而造成此一現象的究竟是教評本身還是在執行教評上缺乏適當的配套措施有關？
在簡惠閔的研究中指出，教評目的除做為教育當局與學校管理、監督之用、教師教學反省、提升教學效果與教育品質之外，更是做為提醒學校適時輔佐教師、提供教師專業進修機會、與教學環境需求之支援（簡惠閔，2003）。
然從上述教師們對教評的反應可看到，教師重視教評成績影響其在升等上的判準，然而教師並未在其教評成績不理想時，獲得學校適時的個別輔導及諮詢，也就是說，學校僅要求教師盡量提升其教學專業，卻未盡其輔佐之責。而今日台灣教育愈趨市場化，許多學校在缺乏充足的教育經費與資源的情況下，即便有心輔佐教師其專業能力上之需求，適時支持其所需之教學環境，恐怕也是心有餘有力不足。
總的來說，使今日大學庸俗化、知識淺薄化的並非教評本身，而是如許又方教授指出各大學在招生壓力下，授意教師降低教學標準，致使教育品質低落（許又方，2009/12/2）。因政府的教育補助短缺，而使各校變相倚賴學費，故採用教育市場化的運作邏輯，讓各大學讓每位教師承擔招生的「業績壓力」，才是以教評做為教師有否符合「消費者」需求的指標；同時，「教評只執行問卷調查」的問題，其成因也是資源短缺，所造成評鑑之後、學校無能就評鑑結果提供相關的協助及支援，因而導致教評未能完全發揮其增進教師教學專業、提升教育品質，這才應是引起大學素質衰退的主因。
參考文獻
邱天助，2009，教學評鑑 讓大學倒退了。刊載於2009//12/2中國時報「時報廣場」。
許又方，2009，教學評鑑
仍是利大於弊。刊載於2009//12/3中國時報「時報廣場」。
簡惠閔，2003，從利害關係人之角度看教師評鑑--Scriven評鑑觀之應用。教育資料與研究，53，38-47。
- 3月 01 週一 201014:39
我懷疑你是要偷渡！ 跨國資本主義流動下的帝國邊境
■林珮穎
「我（藝術家陳界仁）因受邀參加美國『紐奧良雙年展』……為取得美國簽證，於2008年9月23日上午12點45分至『美國在台協會』（AIT）辦理非移民簽證（觀光／商務簽證）……當我交付相關文件予美國在台協會面試官時，面試官口氣不耐地指責表格填寫錯誤。……我因為不諳英文，修改其中錯誤時並未察覺還有遺漏。在我二度遞交文件時，面試官語帶不屑地譏問：『你不會去看外面的中文說明嗎？』當我開口詢問他何處填寫有誤，這位口操標準國語的華人男性面試官，盛氣凌人地大聲怒斥：『你給我過來，你要跟我爭辯嗎？我懷疑你是要偷渡！』」
打開藝術家陳界仁的部落格，直接映入眼簾的即為「我懷疑你是要偷渡！」8個大字，接下來解說整個事件的緣由，並在部落格徵求部落格讀者的美國簽證經驗，以及對美國的再認識。
部落格的讀者反應，想當然地充斥著不同的意見。數日之間，數百封留言與回應出現在部落格上，也引起了媒體的注意。
2008年9月30日陳界仁上電視了，不是因為藝術創作，而是上述的遭遇成為一個新聞事件，AIT並以新聞稿回應此一事件並非事實。到了2009年6月，在「威尼斯雙年展」上展出他的新作帝國邊境。帝國邊境為一影像形式，分成I、II。
帝國邊境I開頭即為類似美國在台協會的場景，多位女性站在窗口，以第一人稱敘述被美方拒發簽證的經驗，陳述時語氣平緩、面無表情，但內容多充滿被簽證官自由心證的質疑的歧視與壓抑經驗。帝國邊境II，則為多名婦女站立於台灣機場出入境窗口外，同樣以第一人稱敘述，自己如何被台灣官方羞辱，並且詢問私密、瑣碎且不合常理的問題，例如：夫妻之間的性事、家中物品的位置等等，以及取得台灣身分證需要8年的時間，和其中遭遇到的不合理追問，所有的婦女皆為嫁至台灣的中國籍配偶。
為甚麼作品要分為兩線發展？「帝國邊境」創作中，具體呈現的台灣人入境美國、以及中國籍配偶入境台灣的簽證過程，這樣的過程反應了台灣雙邊的矛盾，一邊強權壓制下的被壓抑及忽視的日常規則，另一邊則為自視為強權的帝國心態。
筆者認為，陳界仁事件乃是全球化資本主義體制下一個例證，它反映了跨國資本如何細膩／粗暴地操控全球不同形態的資本跨越固有邊境的不同形態的流動方式。這深層的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思考與分析。
簡要的說，跨國資本主義之下，劇烈的全球流動成為常態情境，一切被視為商品的東西，皆可流動：不只是美國生產的產品，在台灣能夠買得到而已，而是更細緻的：美國設計、台灣管理、大陸生產的跨國生產線模式，商品為了在市場中生產出最高的毛利，在各國各區域尋找最划算廉價的材料、人力，勞力也被視為可被交換商品，成為不能不流動的一份子，高階的勞工例如：台灣出身台灣培養的人力、前往中國成為管理階層、為日本公司效力，這是在台常見的台商現象。
但在台灣另一種常見的流動者，則為另一極端的弱勢與低階勞動者，例如：跨國婚姻下，遠嫁台灣的東南亞籍、中國籍等外籍配偶，另一種則為大型工程中引進，以及在家庭中成為替代人力的東南亞籍勞工。
國與國之間的流動者，有條件有資本者可通商通學，另一則為相對低價，具有交換價值商品的女性與低階勞動者，是兩端極不同和不平等的現象。遷移是權力，也是一種不得不為的壓迫。在菲律賓，受過教育的女性寧願接受不合理的契約，遠赴他國當家務工，因為本國的經濟結構、追逐本身勞力更高資本價值，成為流動者可以說是自願，但同時也被流動的資本壓迫，不得不遠離自己的家鄉。這樣移動的過程，可說是跨國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具體現象，尤其因為環境低劣而不得不遠離家鄉的移動人口，更成為民族國家地域統治者，眼中的不穩定分子，被想像為貧民窟、掏金者、與不法勾當。
這樣狹義的與想像與心態，也就反映在國與國之間的關卡上，機場、海關、駐外單位、入境過程都成為一可被解讀的鏡子，霸權國家對邊緣國家的偏見，邊緣國家對強權的統治者心態的內化，都被具體的呈現。而這次的陳界仁事件，乃是最鮮明的例證之一。
台灣身為一相對的邊緣國家，一方為美國經濟與政治上的掌控，一方也以霸權的姿態對待外籍移工及外籍配偶，對美國不惜矮化自己、讓統治者心態內化的解讀種種不合理的現象，並視為常理，對外籍配偶及勞工，則以歧視的觀點層層防備，矛盾的心態在此創作雙邊對照下顯露無遺。
另一方面，美國對於台灣，也以台灣對待外籍勞工的心態與方式對待，就算為一多種族國家，仍對「發展中國家、亞裔」這樣的雙重身分存疑：本人親自面試、出示財力證明、詳細的身分審查、不需要具體說明即可駁回入境申請、沒有申訴管道，種種措施與台灣對待外籍配偶及勞工心態不謀而合，為什麼藝術家要生氣？因為身為台灣人，他發現隱藏在種種入境規則中，美國對待台灣人的歧視；為什麼要有另一段影片的說明？因為在種種問題之下，台灣對待外籍配偶的歧視也顯現無遺，「不對等關係」在國與國的關卡間被日常化，帝國從來不曾消弭，反而在邊境的窗口顯現。
以此來看，美國公民入境台灣不需要簽證、不需要身分審查、不需要財產證明、不需要按下指紋，對照最近美國牛進口風波、交換赴美免簽證的事件，也就不得不顯得可笑與荒謬了。
作者按：本文部分內容受陳香君教授啟發，特此說明感謝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研究生，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我（藝術家陳界仁）因受邀參加美國『紐奧良雙年展』……為取得美國簽證，於2008年9月23日上午12點45分至『美國在台協會』（AIT）辦理非移民簽證（觀光／商務簽證）……當我交付相關文件予美國在台協會面試官時，面試官口氣不耐地指責表格填寫錯誤。……我因為不諳英文，修改其中錯誤時並未察覺還有遺漏。在我二度遞交文件時，面試官語帶不屑地譏問：『你不會去看外面的中文說明嗎？』當我開口詢問他何處填寫有誤，這位口操標準國語的華人男性面試官，盛氣凌人地大聲怒斥：『你給我過來，你要跟我爭辯嗎？我懷疑你是要偷渡！』」
打開藝術家陳界仁的部落格，直接映入眼簾的即為「我懷疑你是要偷渡！」8個大字，接下來解說整個事件的緣由，並在部落格徵求部落格讀者的美國簽證經驗，以及對美國的再認識。
部落格的讀者反應，想當然地充斥著不同的意見。數日之間，數百封留言與回應出現在部落格上，也引起了媒體的注意。
2008年9月30日陳界仁上電視了，不是因為藝術創作，而是上述的遭遇成為一個新聞事件，AIT並以新聞稿回應此一事件並非事實。到了2009年6月，在「威尼斯雙年展」上展出他的新作帝國邊境。帝國邊境為一影像形式，分成I、II。
帝國邊境I開頭即為類似美國在台協會的場景，多位女性站在窗口，以第一人稱敘述被美方拒發簽證的經驗，陳述時語氣平緩、面無表情，但內容多充滿被簽證官自由心證的質疑的歧視與壓抑經驗。帝國邊境II，則為多名婦女站立於台灣機場出入境窗口外，同樣以第一人稱敘述，自己如何被台灣官方羞辱，並且詢問私密、瑣碎且不合常理的問題，例如：夫妻之間的性事、家中物品的位置等等，以及取得台灣身分證需要8年的時間，和其中遭遇到的不合理追問，所有的婦女皆為嫁至台灣的中國籍配偶。
為甚麼作品要分為兩線發展？「帝國邊境」創作中，具體呈現的台灣人入境美國、以及中國籍配偶入境台灣的簽證過程，這樣的過程反應了台灣雙邊的矛盾，一邊強權壓制下的被壓抑及忽視的日常規則，另一邊則為自視為強權的帝國心態。
筆者認為，陳界仁事件乃是全球化資本主義體制下一個例證，它反映了跨國資本如何細膩／粗暴地操控全球不同形態的資本跨越固有邊境的不同形態的流動方式。這深層的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思考與分析。
簡要的說，跨國資本主義之下，劇烈的全球流動成為常態情境，一切被視為商品的東西，皆可流動：不只是美國生產的產品，在台灣能夠買得到而已，而是更細緻的：美國設計、台灣管理、大陸生產的跨國生產線模式，商品為了在市場中生產出最高的毛利，在各國各區域尋找最划算廉價的材料、人力，勞力也被視為可被交換商品，成為不能不流動的一份子，高階的勞工例如：台灣出身台灣培養的人力、前往中國成為管理階層、為日本公司效力，這是在台常見的台商現象。
但在台灣另一種常見的流動者，則為另一極端的弱勢與低階勞動者，例如：跨國婚姻下，遠嫁台灣的東南亞籍、中國籍等外籍配偶，另一種則為大型工程中引進，以及在家庭中成為替代人力的東南亞籍勞工。
國與國之間的流動者，有條件有資本者可通商通學，另一則為相對低價，具有交換價值商品的女性與低階勞動者，是兩端極不同和不平等的現象。遷移是權力，也是一種不得不為的壓迫。在菲律賓，受過教育的女性寧願接受不合理的契約，遠赴他國當家務工，因為本國的經濟結構、追逐本身勞力更高資本價值，成為流動者可以說是自願，但同時也被流動的資本壓迫，不得不遠離自己的家鄉。這樣移動的過程，可說是跨國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具體現象，尤其因為環境低劣而不得不遠離家鄉的移動人口，更成為民族國家地域統治者，眼中的不穩定分子，被想像為貧民窟、掏金者、與不法勾當。
這樣狹義的與想像與心態，也就反映在國與國之間的關卡上，機場、海關、駐外單位、入境過程都成為一可被解讀的鏡子，霸權國家對邊緣國家的偏見，邊緣國家對強權的統治者心態的內化，都被具體的呈現。而這次的陳界仁事件，乃是最鮮明的例證之一。
台灣身為一相對的邊緣國家，一方為美國經濟與政治上的掌控，一方也以霸權的姿態對待外籍移工及外籍配偶，對美國不惜矮化自己、讓統治者心態內化的解讀種種不合理的現象，並視為常理，對外籍配偶及勞工，則以歧視的觀點層層防備，矛盾的心態在此創作雙邊對照下顯露無遺。
另一方面，美國對於台灣，也以台灣對待外籍勞工的心態與方式對待，就算為一多種族國家，仍對「發展中國家、亞裔」這樣的雙重身分存疑：本人親自面試、出示財力證明、詳細的身分審查、不需要具體說明即可駁回入境申請、沒有申訴管道，種種措施與台灣對待外籍配偶及勞工心態不謀而合，為什麼藝術家要生氣？因為身為台灣人，他發現隱藏在種種入境規則中，美國對待台灣人的歧視；為什麼要有另一段影片的說明？因為在種種問題之下，台灣對待外籍配偶的歧視也顯現無遺，「不對等關係」在國與國的關卡間被日常化，帝國從來不曾消弭，反而在邊境的窗口顯現。
以此來看，美國公民入境台灣不需要簽證、不需要身分審查、不需要財產證明、不需要按下指紋，對照最近美國牛進口風波、交換赴美免簽證的事件，也就不得不顯得可笑與荒謬了。
作者按：本文部分內容受陳香君教授啟發，特此說明感謝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研究生，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 3月 01 週一 201014:37
王建民啟示錄：全球資本與台灣棒球
■林子暉
2009年底台灣棒球運動遭遇生死關頭，兄弟象曹錦輝等人氣球星接連爆出涉入職棒簽賭，在地下簽賭集團威逼利誘下打假球。與此同時，美國職棒世界大賽卻在全世界的矚目下，以傳統強隊紐約洋基的晉級在台灣掀起觀球熱潮，相形之下，20年來坎坷的中華職棒將台灣棒球運動的困境刻畫得如此清晰：簽賭、票房萎縮、球團退出……。
怎麼救國球
中華職棒簽賭案爆發後，原本收視率最高僅在2％左右的運動項目，意外引起社會整體觀注，一時百家爭鳴，從棒球國是會議到球迷討論版，無不各抒己見救國球。從整體運動文化層面的棒球教育政策，到技術性層面的裁判操作，都成為討論內容，然而其重要的師法對象或思維框架，皆以運動商品化最為成功的美國職棒大聯盟（Major
League
Baseball）為主，期盼以仿效MLB的市場機制，包含以自由球員市場為基礎，並在此基礎上建立相同的運動專業體系，如商業行銷與運動醫療。然而在這股改革熱潮裡，卻忽略了MLB最真實也最關鍵的成功因素，是否為台灣真能觸及。
王建民事件的啟示
2009年12月，台灣之光旅美投手王建民在戴上第一枚世界大賽冠軍戒指後，旋即被紐約洋基球團以戰力不符為由，不換約成為自由球員。當主流球評與媒體沸沸揚揚的討論王建民將歸何處、哪家球團會簽下王建民時，卻不經意的披漏給社會大眾一項重要的資訊：球員薪資結構。
位於全世界頂端的MLB球員薪資的結構，毫不避諱的呈現出其特有的優勢。暫且不論球員的功能性與肩傷復原的風險性，回頭看看王建民目前年薪5百萬美金僅略多於MLB平均年薪3百萬美金，低於洋基平均薪資的766萬元，更遠不及前隊友洋基三壘手A-ROD近3千萬美元聯盟最高的天價年薪。但王建民5百萬美金的身價，仍遠高於台灣最高La
new熊當家強棒陳金鋒不到30萬美金年薪（約合台幣1千萬），遑論許多位於薪資底層的台灣年輕球員僅有台幣3萬左右的月薪。
如此巨大的薪資差距，從聯盟內部衍生到國際差異，不僅存在於台灣與美國，平均薪資水平的差異也如階梯一般，從美國、日本、南韓到台灣逐步下降，MLB最高薪資約為日本的3倍，南韓的15倍！這樣的差距是從何而來？棒球參與人口？制度設計？在全球化的年代裡，答案顯而易見！
棒球殿堂建築在何處
現今棒球參與決不僅國內是坐在球場內的球迷，透過層層轉播機制早已是全球性的參與，而以球員比例來說，大聯盟約有28％的外籍球員，小聯盟則有48％並且逐年增長，其單一國家參與人口早已無決定性的影響力；制度設計關鍵性的概念，如FA制度和小聯盟培訓制度，都早已通則化，細部技術性的調整已無決定性的差異。
若把薪資問題放在球團利潤與投資綜觀來看，顯而易見資本規模的大小是決定性因素：資本規模越大，相對利潤量也越大，如「邪惡帝國」洋基11年共投入18億美元，而全聯盟最低馬林魚也投入近4億美元，其年營收都在近億美元的規模。因此MLB的資本規模早已是其他國家難以望其項背的，這將促使更多資本投入包含海外財團如日本Sony、南韓三星也都選擇在母國棒球運動外開始於MLB相關產業進行投資與贊助，規模都在上億美金。
而當資本規模愈趨成長，就會建構出更多商機與利益，包含表象上的品牌形象。在追逐利潤的考量下，更多專業的產業形態與從業人員便依附而生，包含更多全世界的一流球員投入MLB殘酷的市場篩選機制。而相對於起步較慢或弱勢國家，基本上不論做什麼技術上的變革，都僅能產生些微數字提升，相較於不斷複製優勢的MLB是無法比擬的。
市場競爭機制上是有排擠效應的，愛國情操並不能超越球賽專業運作與包裝行銷，而不公平競爭與此越演越烈，棒球殿堂的台階也愈加宏偉閃亮！台階上下的球員薪資差異更加巨大！
站在全球化的浪潮裡
上述所說的資本在全球化的浪潮裡是跨越國際流動的，資本積累的優勢將無限制的拉開經濟規模的差異，國家的界線將很難劃分市場的力量。對台灣來說，資本位階相對低於南韓與日本，不但無法與全球標竿的MLB相比擬，在國內市場也會逐漸面臨南韓與日本的競爭，在市場規模擴張的驅力與全球通用的市場行銷機制，這並不是不無可能。那面臨生死存亡的中華職棒，又憑什麼擔保採用相同的模式重生呢？答案是不言可喻的，甚至可論及台灣是否需要職業棒球。
然而關鍵即在於，棒球運動的發展，是否僅能仰賴資本密集的商業機制，而不能以公民參與及運動教育體制而存續。面對日後必然壟斷的市場競爭，台灣應該有效地應用在社會資源上：完整的中小學棒球教育與設備、社區球隊的建立到國家隊的訓練，與退役再投入棒球教育，這都是跳脫既有的資本邏輯──公共資源的應用，一樣可預期的打造蘊含強烈國家認同基礎的運動，更可提供無數公共效益，如就業市場及多元教育等。
這樣的國家運動經營模式，是有真實的社會實踐經驗，如古巴的棒球在國際大賽優異的表現，以及樹立截然不同於美國模式的成功。站在全球化的浪潮裡，救國球絕非一頭埋入無望的競爭，而是跳脫既有的思維重新思考。
（前資訊公司工程師、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2009年底台灣棒球運動遭遇生死關頭，兄弟象曹錦輝等人氣球星接連爆出涉入職棒簽賭，在地下簽賭集團威逼利誘下打假球。與此同時，美國職棒世界大賽卻在全世界的矚目下，以傳統強隊紐約洋基的晉級在台灣掀起觀球熱潮，相形之下，20年來坎坷的中華職棒將台灣棒球運動的困境刻畫得如此清晰：簽賭、票房萎縮、球團退出……。
怎麼救國球
中華職棒簽賭案爆發後，原本收視率最高僅在2％左右的運動項目，意外引起社會整體觀注，一時百家爭鳴，從棒球國是會議到球迷討論版，無不各抒己見救國球。從整體運動文化層面的棒球教育政策，到技術性層面的裁判操作，都成為討論內容，然而其重要的師法對象或思維框架，皆以運動商品化最為成功的美國職棒大聯盟（Major
League
Baseball）為主，期盼以仿效MLB的市場機制，包含以自由球員市場為基礎，並在此基礎上建立相同的運動專業體系，如商業行銷與運動醫療。然而在這股改革熱潮裡，卻忽略了MLB最真實也最關鍵的成功因素，是否為台灣真能觸及。
王建民事件的啟示
2009年12月，台灣之光旅美投手王建民在戴上第一枚世界大賽冠軍戒指後，旋即被紐約洋基球團以戰力不符為由，不換約成為自由球員。當主流球評與媒體沸沸揚揚的討論王建民將歸何處、哪家球團會簽下王建民時，卻不經意的披漏給社會大眾一項重要的資訊：球員薪資結構。
位於全世界頂端的MLB球員薪資的結構，毫不避諱的呈現出其特有的優勢。暫且不論球員的功能性與肩傷復原的風險性，回頭看看王建民目前年薪5百萬美金僅略多於MLB平均年薪3百萬美金，低於洋基平均薪資的766萬元，更遠不及前隊友洋基三壘手A-ROD近3千萬美元聯盟最高的天價年薪。但王建民5百萬美金的身價，仍遠高於台灣最高La
new熊當家強棒陳金鋒不到30萬美金年薪（約合台幣1千萬），遑論許多位於薪資底層的台灣年輕球員僅有台幣3萬左右的月薪。
如此巨大的薪資差距，從聯盟內部衍生到國際差異，不僅存在於台灣與美國，平均薪資水平的差異也如階梯一般，從美國、日本、南韓到台灣逐步下降，MLB最高薪資約為日本的3倍，南韓的15倍！這樣的差距是從何而來？棒球參與人口？制度設計？在全球化的年代裡，答案顯而易見！
棒球殿堂建築在何處
現今棒球參與決不僅國內是坐在球場內的球迷，透過層層轉播機制早已是全球性的參與，而以球員比例來說，大聯盟約有28％的外籍球員，小聯盟則有48％並且逐年增長，其單一國家參與人口早已無決定性的影響力；制度設計關鍵性的概念，如FA制度和小聯盟培訓制度，都早已通則化，細部技術性的調整已無決定性的差異。
若把薪資問題放在球團利潤與投資綜觀來看，顯而易見資本規模的大小是決定性因素：資本規模越大，相對利潤量也越大，如「邪惡帝國」洋基11年共投入18億美元，而全聯盟最低馬林魚也投入近4億美元，其年營收都在近億美元的規模。因此MLB的資本規模早已是其他國家難以望其項背的，這將促使更多資本投入包含海外財團如日本Sony、南韓三星也都選擇在母國棒球運動外開始於MLB相關產業進行投資與贊助，規模都在上億美金。
而當資本規模愈趨成長，就會建構出更多商機與利益，包含表象上的品牌形象。在追逐利潤的考量下，更多專業的產業形態與從業人員便依附而生，包含更多全世界的一流球員投入MLB殘酷的市場篩選機制。而相對於起步較慢或弱勢國家，基本上不論做什麼技術上的變革，都僅能產生些微數字提升，相較於不斷複製優勢的MLB是無法比擬的。
市場競爭機制上是有排擠效應的，愛國情操並不能超越球賽專業運作與包裝行銷，而不公平競爭與此越演越烈，棒球殿堂的台階也愈加宏偉閃亮！台階上下的球員薪資差異更加巨大！
站在全球化的浪潮裡
上述所說的資本在全球化的浪潮裡是跨越國際流動的，資本積累的優勢將無限制的拉開經濟規模的差異，國家的界線將很難劃分市場的力量。對台灣來說，資本位階相對低於南韓與日本，不但無法與全球標竿的MLB相比擬，在國內市場也會逐漸面臨南韓與日本的競爭，在市場規模擴張的驅力與全球通用的市場行銷機制，這並不是不無可能。那面臨生死存亡的中華職棒，又憑什麼擔保採用相同的模式重生呢？答案是不言可喻的，甚至可論及台灣是否需要職業棒球。
然而關鍵即在於，棒球運動的發展，是否僅能仰賴資本密集的商業機制，而不能以公民參與及運動教育體制而存續。面對日後必然壟斷的市場競爭，台灣應該有效地應用在社會資源上：完整的中小學棒球教育與設備、社區球隊的建立到國家隊的訓練，與退役再投入棒球教育，這都是跳脫既有的資本邏輯──公共資源的應用，一樣可預期的打造蘊含強烈國家認同基礎的運動，更可提供無數公共效益，如就業市場及多元教育等。
這樣的國家運動經營模式，是有真實的社會實踐經驗，如古巴的棒球在國際大賽優異的表現，以及樹立截然不同於美國模式的成功。站在全球化的浪潮裡，救國球絕非一頭埋入無望的競爭，而是跳脫既有的思維重新思考。
（前資訊公司工程師、台灣公共化協會成員）
- 2月 07 週日 201023:54
九降風中的勞工 書評
黃國治
書名：九降風中的勞工：無薪休假訪調及自救手冊
作者：新竹勞工訪調工作隊
出版日期：2009年11月
書名：九降風中的勞工：無薪休假訪調及自救手冊
作者：新竹勞工訪調工作隊
出版日期：2009年11月
- 2月 06 週六 201023:16
從美國軍售看兩岸關係
姚欣進
日前美國宣佈將軍售台灣近約2048億新台幣。這不僅引起國際輿論高度矚目，在台灣社會內部也引發了倡導兩岸和平統一的政黨、社運團體的聯合聲明，強烈反對這軍售案。
反對美國軍售的理由，大致有三方面。
其一，這是美國霸權為了自身全球戰略利益而直接干涉中國內政、兩岸關係的行動；其二、台灣增強軍事武力會嚴重傷害兩岸和平進展，更可能導致中國方面的反彈而不利兩岸密切的經貿利益與目前正趨向於和緩的兩岸互動關係；其三，在台灣政府財務已經非常窘迫、民生困苦之際，這筆龐大的支出只會排擠掉政府本應照顧社會福利的資源。
上述三大論據指出了美國軍售涉及了三方面的重大議題，值得我們討論。
本文討論的重點，不在於批評這些反對意見，而在於透過這討論來進一步深思我們應如何更全面、理性地來掌握兩岸關係的發展。
美國軍售事件乃是發生在當前兩岸現實脈絡中的事務，因此對這事件的分析，必須立足於兩岸現實條件來討論。若僅抽象地討論一般原則或僅以現實的一部分來片面的立論，則結論不僅是偏頗不符現實，更難以符合基本的公正原則。
以此來看，上述三大論據中所指出的美國霸權與利益行為、台灣社會福利支出應比軍費支出更有意義，固然符合一般事實而原則也正確，但卻忽視了最關鍵的現實：追求兩岸和平、放棄武力對抗，不是台灣單方面的責任，而是雙方都必須做到的責任。
然而，中共政權又何嘗表現以武力來脅迫台灣的行動？何嘗放棄以武力為後盾之一來主導兩岸關係的發展？既然中共從未有放棄武力的行動表現，從未放棄以和平而民主的原則來處理兩岸關係，那台灣又有何立場來自廢自保性的武力呢？
對於中國龐大的武力，中共政權的一貫說詞是：中國的武力僅針對法理台獨，而非全體台灣人民。但台灣目前並非是法理台獨的政治體，台灣只不過是一個異於中共一黨專制統治的民主社會，那中共為何還以百枚導彈來對準台灣，極盡威嚇之能事呢？
換言之，單單站在維護台灣現有的民主生活方式，在面對中共如此武力之威嚇，台灣豈有條件來放棄軍備武力呢？在當前中共龐大武力現實下，台灣軍備武力恰恰是維護台灣民主的必要手段。
兩岸關係會呈現為今日這局面，雙方必須依賴各自武力來尋求各自政治利益的必要手段，當然是一件非常無奈、不合理的現實。如果中共政權不以武力來威嚇，願意尊重台灣民主與自決權，到那時，我們才能務實地批判當前的美國軍售政策。
相反的，今日若我們僅片面地批判台灣軍備武力，而不首先質疑中共武力威脅，那就無異於否定台灣民主、台灣自決的基本人權。
難道我們可以漠視中共單方面地以數百枚導彈來恫嚇台灣，而不許台灣有防禦武力嗎？難道說，台灣或統或獨的處理必須以中共政權的意旨為依歸，而非台灣人民的民主自決嗎？
難道今日慷慨激昂反對美國軍售台灣的人士，其背後出發點乃是反對台灣自決嗎？
日前美國宣佈將軍售台灣近約2048億新台幣。這不僅引起國際輿論高度矚目，在台灣社會內部也引發了倡導兩岸和平統一的政黨、社運團體的聯合聲明，強烈反對這軍售案。
反對美國軍售的理由，大致有三方面。
其一，這是美國霸權為了自身全球戰略利益而直接干涉中國內政、兩岸關係的行動；其二、台灣增強軍事武力會嚴重傷害兩岸和平進展，更可能導致中國方面的反彈而不利兩岸密切的經貿利益與目前正趨向於和緩的兩岸互動關係；其三，在台灣政府財務已經非常窘迫、民生困苦之際，這筆龐大的支出只會排擠掉政府本應照顧社會福利的資源。
上述三大論據指出了美國軍售涉及了三方面的重大議題，值得我們討論。
本文討論的重點，不在於批評這些反對意見，而在於透過這討論來進一步深思我們應如何更全面、理性地來掌握兩岸關係的發展。
美國軍售事件乃是發生在當前兩岸現實脈絡中的事務，因此對這事件的分析，必須立足於兩岸現實條件來討論。若僅抽象地討論一般原則或僅以現實的一部分來片面的立論，則結論不僅是偏頗不符現實，更難以符合基本的公正原則。
以此來看，上述三大論據中所指出的美國霸權與利益行為、台灣社會福利支出應比軍費支出更有意義，固然符合一般事實而原則也正確，但卻忽視了最關鍵的現實：追求兩岸和平、放棄武力對抗，不是台灣單方面的責任，而是雙方都必須做到的責任。
然而，中共政權又何嘗表現以武力來脅迫台灣的行動？何嘗放棄以武力為後盾之一來主導兩岸關係的發展？既然中共從未有放棄武力的行動表現，從未放棄以和平而民主的原則來處理兩岸關係，那台灣又有何立場來自廢自保性的武力呢？
對於中國龐大的武力，中共政權的一貫說詞是：中國的武力僅針對法理台獨，而非全體台灣人民。但台灣目前並非是法理台獨的政治體，台灣只不過是一個異於中共一黨專制統治的民主社會，那中共為何還以百枚導彈來對準台灣，極盡威嚇之能事呢？
換言之，單單站在維護台灣現有的民主生活方式，在面對中共如此武力之威嚇，台灣豈有條件來放棄軍備武力呢？在當前中共龐大武力現實下，台灣軍備武力恰恰是維護台灣民主的必要手段。
兩岸關係會呈現為今日這局面，雙方必須依賴各自武力來尋求各自政治利益的必要手段，當然是一件非常無奈、不合理的現實。如果中共政權不以武力來威嚇，願意尊重台灣民主與自決權，到那時，我們才能務實地批判當前的美國軍售政策。
相反的，今日若我們僅片面地批判台灣軍備武力，而不首先質疑中共武力威脅，那就無異於否定台灣民主、台灣自決的基本人權。
難道我們可以漠視中共單方面地以數百枚導彈來恫嚇台灣，而不許台灣有防禦武力嗎？難道說，台灣或統或獨的處理必須以中共政權的意旨為依歸，而非台灣人民的民主自決嗎？
難道今日慷慨激昂反對美國軍售台灣的人士，其背後出發點乃是反對台灣自決嗎？
- 2月 05 週五 201022:48
公民社會的教育願景
■任懷鳴
聰明的讀者可能會說，這篇文章的主旨不過就是杜威《民主與教育》的新瓶舊酒罷了。但作者決定把本文指涉的情境定為「公民社會」，而非「民主社會」，並非標新立異，而是情非得已。讓我先說個故事。
海地與古巴的故事
1月12日，西大西洋島國海地發生芮氏規模7.3地震，首都太子港整個陷入瓦礫堆中，預估這次地震將造成20萬人死亡。如果不是這次地震，很多人可能根本不認識這個國家。維基百科中說：海地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海地在177個國家中名列第153；2004年，人均GDP為380美元，排名世界第 150。
然而，海地是拉丁美洲最早獨立的國家。早在1804年，海地人便經由獨立戰爭，成立了共和國。但海地獨立後，卻未能建立穩定的民主政治，政局不斷動蕩，獨裁者不斷被推翻。海地的軍事獨裁始終控制海地人民的生活；1957～1986年杜華利父子執政期間，甚至有3萬名無辜平民慘遭殺害。
立國兩百多年的民主共和國海地，何以悲慘至此？問題恐怕在人民的無知。至今，海地的國民義務教育只到小學；全國近9千所中小學校，私立竟超過85％。於是，海地的學齡兒童僅64％有機會進入小學；在城市，成人文盲率為57％，農村更高達85％（註1）。
同樣是加勒比海的島國，海地的對岸鄰國古巴卻有著不同的故事。
1902年美國承認古巴獨立，但卻實施軍事佔領，並扶植獨裁政權。直到1959年，卡斯楚領導武裝革命成功，才建立了古巴共和國，至今50年。
革命成功後的古巴，把辦理教育當成國家頭等大事。在2003年卡斯楚驕傲的向全世界宣告：「在所有國家中，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富國還是窮國，古巴在教育領域已名列第一。」這些世界第一是：小學入學率100％、小學的平均班級人數20人、教師在人口中的比例為42分之1、三年級學生的數學成績為78.2分（日本為77.4，荷蘭為59.6，美國為54.6、愛爾蘭為53.7、葡萄牙為45.5，註2）……。
古巴致力於教育，教育經費占政府支出比例很高。2001年，教育支出占全國支出的15.1％，同一時期，古巴的教育經費甚至比軍事開支多1倍！更難可貴的是，古巴教育從小學到大學一概免費，充分實現了「人人都有平等機會接受教育」的社會主義理想。今天古巴的教育規模和品質已領先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甚至可以和發達國家媲美。對一個國內生產總值不到發達國家10分之1的國家來說，這的確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古巴的教育真的是令人滿意的理想教育嗎？請看下面的事實：
古巴憲法規定，國家教育政策的原則是「促進對新一代的愛國主義教育和共產主義教育」。古巴政府採取多方面的措施加强對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此外，古巴憲法規定，古巴共產黨是該國唯一合法政黨，並明文禁止其他任何政治組織存在。古巴官方也長期宣布，人民應遵守無神論。1962年，古巴政府曾經強力關閉4百多所天主教學校；1991年，政府雖撤除宗教禁令，但仍規定教堂不准自行出版，不准辦學校，也不得自由與媒體聯絡（註3）。
公民社會：一種民主深化的狀態
海地和古巴，一個教育落後，一個教育普及，但即使是後者都稱不上真正是進步的社會，也稱不上擁有進步的教育。問題出在哪裡？
或許我們也該問，民主社會難道就是一個較好、較進步的社會？這個問題，近來也逐漸成為許多人心中的質疑。
1992年，日裔學者福山出版了他那本充滿爭議性的名著《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中譯版：時報文化），書中宣稱：「自由民主將是『人類意識形態進步的終點』與『人類政府的終極型式』。」然而，晚近的歷史發展，卻逐漸打破人們心中對民主的信心和期待。不少新興民主國家，從東歐到拉美，從拉美到亞洲，都出現嚴重的治理危機：政府貪污腐敗、分贓權力、司法不彰，政治人物騙取選票、挑動民粹；以致於社會動盪、經濟衰敗。有些國家甚至出現「民主倒退」的現象：凍結憲法、停辦選舉、一黨專政、軍事獨裁等等。
對比明顯的，則是兩個非民主國家──新加坡和中國大陸。上個世紀末，這兩個國家就已經展現出色的治理效能，在晚近的全球金融風暴中，竟也能維持穩定的經濟成長和社會繁榮。於是，世人不禁要問：專制如果能帶來繁榮，專制又有什麼不好？
但政治學者告訴我們另一件事：新加坡與中國大陸的威權體制，恐怕終難持久。從《小孩不笨》和《錢不夠用2》這兩部電影，大家可以看到新加坡中下階層小人物的普遍辛酸與無奈；新加坡「控制／依賴」模式營造出的政治穩定，在第一代政治強人凋零之後，還能不能持續，頗令觀察家們懷疑。
而中國大陸更是早已出現過民主運動，新一代的政治領導人也似乎在找機會嘗試政治轉型（例如村幹部選舉）。雖然仍有諸多變數，但許多人預期，當中國大陸的人均所得到達1萬4千美元時（預估在2025年之前），當民運人士和進步知識分子完成大規模結盟，新興中產階級和民間進步力量將促使中國政治轉向民主。
美國《民主季刊》主編賴瑞‧戴蒙在他的新著《改變人心的民主精神》（中譯版：天下文化）中告訴我們，這些新興民主國家之所以表現差勁，在於這些政府本身就是一種「掠奪體系」，它們根本不把施政不佳當作是需要矯治的毛病。
戴蒙說，這些新興民主國家和非民主國家其實都表現出一種共同的治理形態，稱為「封閉式參與的秩序」。而真正的民主國家，則表現出明顯的「開放式參與的秩序」，這種秩序，不論在政治或經濟領域，都呈現出「系統性競爭、進場機制、與流動性」這三項重要的特質，這些特質都將使社會及經濟發展變得穩定。
戴蒙又說，「開放式參與的秩序」要能有效維持，必須處在一個所謂「公民社群」的社會架構中。在典型的公民社群中，「人們彼此信任，藉由許多不同形式的社團結合起來，為更大的共同目標合作。當意見相左時，他們會互相尊重，包容彼此的差異……每個人都是真正的公民，他們對公共議題有興趣，並關心社群的福祉與進步。」
於是，回到文章一開始的那個「情非得已」──因為以代議政治為主要特徵的「民主社會」，並不足以代表我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反而是前述的那個呈現「開放式參與的秩序」的「公民社會」，才是我們真正的冀望。
促進公民社會，教育應有的表現
到底是教育促成了公民社會？還是公民社會促成好的教育？我願意描述一下，要促進真正的公民社會，教育應該有的三個層次表現：第一個層次是「教育普及」，第二個層次是「教育自治」，最後一個層次則是「參與式的教與學」。
一、教育普及
前述海地的例子已經告訴我們，沒有普及的教育，無法提高人力素質，無法使人民富裕，以致於無法造就有知識、有能力的廣大民眾；沒有這群民眾，一則無法有效監督政府，二則缺乏足夠人才參與政治競爭。
事實上，杜威早已指出，充分而公平的教育機會，是一個民主社會得以穩固的根基。除非人民受到充分的教育，學到基本的識讀能力及民主常識，否則民主政治不會成功（註4）。杜威也指出，民主不僅僅只是選舉政府，更是一種「相互溝通的生活方式」。一個社會，當愈多人能打破階級、種族、國家等藩籬，理解與考量他人的利益，這個社會的民主運作才愈能和平順暢。而要經營一個美妙和諧「相互溝通的生活方式」，更是需要普遍而長時間的教育。
因此，教育的普及是重要的，而且恐怕也是最根本的。
二、教育自治
「教育自治」指的是：教育的內容由教育部門自主，不受政治部門的干預；而教育部門自主的決策過程，則分層次由「權益關係者的公共參與」到逐層授權自主。例如芬蘭，中央政府訂定的《課程大綱》在提供基本方向與原則，地方政府則可以自行決定適合地方需求的《施教原則》；各級學校在上述的大原則下，可以決定本校的《課程重點》；教師則在前述的原則和重點下，擁有充分的課堂教學自主權。而不論中央層級、地方層級、還是學校層級的施教原則與課程，都開放相關人員參與決策。
「教育自治」為公民社會奠定兩個重要的基礎：第一，「教育自治」提供較佳的教育成效；第二，「教育自治」為「參與式的教與學」提供可能性。前者能為公民社會中的公民培養較佳的參與能力，後者則為公民社會中的公民建立「對民主的堅強信念」。
2006年的PISA（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畫）報告便指出：學校教育系統有高度自主權的國家，其學生的表現較優。原因在於，學校有高度自治的權利，也就會產生高度的責任感，並有能力運用足夠的彈性針對學生背景與需要來調整教學內容。而資料顯示，除了課程自主，教育系統自主的權利甚至還包括教育經費的編列和分配（註5）。
三、參與式的教與學
2006年剛退休的美國首位女性大法官珊卓拉‧歐康諾在她的大作《我在最高法院的日子》（中譯版：博雅書屋）中告訴大家，在美國兩百多年的經驗裡，她發現民主社會的維護不易，其中的關鍵在於司法系統的獨立，然而，人民對司法的信任卻是需要時間培養的。歐康諾認為「良好的公民教育」甚至比「司法獨立」和「新聞自由」都更重要；她語重心長的強調：「要有良好的公民教育，要讓生活在這個國家的公民們都理解政治程序，並且相信自己擁有影響社會的力量。」
擔任哈佛大學校長長達20年的伯克在他的《大學教了沒？》（中譯版：天下文化）一書中提出「21世紀，大學應有的8個教育目標」，其中之一就是「培養公民責任感」。他建議一種可行的做法：「可以鼓勵學生會的成長，並鼓勵學生社團多運用民主歷程，增進積極的公民意識。……假如學生議會可以執行預算，而且有顯著的功能，就會有較高的地位，成員也可以從服務經驗中得到更多有價值的學習。」
這兩個小故事在點出一件事：公民社會的教育內涵，必須有更深刻、更細緻的方法。「參與式的教與學」是指，教師和學生共同參與學習內容與學習方式的選擇，並在主動參與的過程中批判性地理解學習素材，進而從中獲取學習的意義。這種「參與式的教與學」本身就是一公民社群的互動模式，從做中學，不但獲得了公民參與的技能，更增強了對公民社會的信念。
至於「參與式的教與學」該怎麼做？這應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題了。
註1：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海地。互動百科，http://www.hudong.com/wiki/海地。
註2：毛相麟（2004.10.14），《古巴教育是如何成為世界第一的——古巴教育發展模式的形成和特點》。資料來源：http://ilas.cass.cn/zxcg/shehui/20050914/202653.htm。
註3：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古巴。
註4：Dewey, J. 1966.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註5：PISA 2006 complete executive summary，資料來源：http://www.oecd.org/dataoecd/15/13/39725224.pdf。
聰明的讀者可能會說，這篇文章的主旨不過就是杜威《民主與教育》的新瓶舊酒罷了。但作者決定把本文指涉的情境定為「公民社會」，而非「民主社會」，並非標新立異，而是情非得已。讓我先說個故事。
海地與古巴的故事
1月12日，西大西洋島國海地發生芮氏規模7.3地震，首都太子港整個陷入瓦礫堆中，預估這次地震將造成20萬人死亡。如果不是這次地震，很多人可能根本不認識這個國家。維基百科中說：海地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海地在177個國家中名列第153；2004年，人均GDP為380美元，排名世界第 150。
然而，海地是拉丁美洲最早獨立的國家。早在1804年，海地人便經由獨立戰爭，成立了共和國。但海地獨立後，卻未能建立穩定的民主政治，政局不斷動蕩，獨裁者不斷被推翻。海地的軍事獨裁始終控制海地人民的生活；1957～1986年杜華利父子執政期間，甚至有3萬名無辜平民慘遭殺害。
立國兩百多年的民主共和國海地，何以悲慘至此？問題恐怕在人民的無知。至今，海地的國民義務教育只到小學；全國近9千所中小學校，私立竟超過85％。於是，海地的學齡兒童僅64％有機會進入小學；在城市，成人文盲率為57％，農村更高達85％（註1）。
同樣是加勒比海的島國，海地的對岸鄰國古巴卻有著不同的故事。
1902年美國承認古巴獨立，但卻實施軍事佔領，並扶植獨裁政權。直到1959年，卡斯楚領導武裝革命成功，才建立了古巴共和國，至今50年。
革命成功後的古巴，把辦理教育當成國家頭等大事。在2003年卡斯楚驕傲的向全世界宣告：「在所有國家中，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富國還是窮國，古巴在教育領域已名列第一。」這些世界第一是：小學入學率100％、小學的平均班級人數20人、教師在人口中的比例為42分之1、三年級學生的數學成績為78.2分（日本為77.4，荷蘭為59.6，美國為54.6、愛爾蘭為53.7、葡萄牙為45.5，註2）……。
古巴致力於教育，教育經費占政府支出比例很高。2001年，教育支出占全國支出的15.1％，同一時期，古巴的教育經費甚至比軍事開支多1倍！更難可貴的是，古巴教育從小學到大學一概免費，充分實現了「人人都有平等機會接受教育」的社會主義理想。今天古巴的教育規模和品質已領先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甚至可以和發達國家媲美。對一個國內生產總值不到發達國家10分之1的國家來說，這的確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古巴的教育真的是令人滿意的理想教育嗎？請看下面的事實：
古巴憲法規定，國家教育政策的原則是「促進對新一代的愛國主義教育和共產主義教育」。古巴政府採取多方面的措施加强對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此外，古巴憲法規定，古巴共產黨是該國唯一合法政黨，並明文禁止其他任何政治組織存在。古巴官方也長期宣布，人民應遵守無神論。1962年，古巴政府曾經強力關閉4百多所天主教學校；1991年，政府雖撤除宗教禁令，但仍規定教堂不准自行出版，不准辦學校，也不得自由與媒體聯絡（註3）。
公民社會：一種民主深化的狀態
海地和古巴，一個教育落後，一個教育普及，但即使是後者都稱不上真正是進步的社會，也稱不上擁有進步的教育。問題出在哪裡？
或許我們也該問，民主社會難道就是一個較好、較進步的社會？這個問題，近來也逐漸成為許多人心中的質疑。
1992年，日裔學者福山出版了他那本充滿爭議性的名著《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中譯版：時報文化），書中宣稱：「自由民主將是『人類意識形態進步的終點』與『人類政府的終極型式』。」然而，晚近的歷史發展，卻逐漸打破人們心中對民主的信心和期待。不少新興民主國家，從東歐到拉美，從拉美到亞洲，都出現嚴重的治理危機：政府貪污腐敗、分贓權力、司法不彰，政治人物騙取選票、挑動民粹；以致於社會動盪、經濟衰敗。有些國家甚至出現「民主倒退」的現象：凍結憲法、停辦選舉、一黨專政、軍事獨裁等等。
對比明顯的，則是兩個非民主國家──新加坡和中國大陸。上個世紀末，這兩個國家就已經展現出色的治理效能，在晚近的全球金融風暴中，竟也能維持穩定的經濟成長和社會繁榮。於是，世人不禁要問：專制如果能帶來繁榮，專制又有什麼不好？
但政治學者告訴我們另一件事：新加坡與中國大陸的威權體制，恐怕終難持久。從《小孩不笨》和《錢不夠用2》這兩部電影，大家可以看到新加坡中下階層小人物的普遍辛酸與無奈；新加坡「控制／依賴」模式營造出的政治穩定，在第一代政治強人凋零之後，還能不能持續，頗令觀察家們懷疑。
而中國大陸更是早已出現過民主運動，新一代的政治領導人也似乎在找機會嘗試政治轉型（例如村幹部選舉）。雖然仍有諸多變數，但許多人預期，當中國大陸的人均所得到達1萬4千美元時（預估在2025年之前），當民運人士和進步知識分子完成大規模結盟，新興中產階級和民間進步力量將促使中國政治轉向民主。
美國《民主季刊》主編賴瑞‧戴蒙在他的新著《改變人心的民主精神》（中譯版：天下文化）中告訴我們，這些新興民主國家之所以表現差勁，在於這些政府本身就是一種「掠奪體系」，它們根本不把施政不佳當作是需要矯治的毛病。
戴蒙說，這些新興民主國家和非民主國家其實都表現出一種共同的治理形態，稱為「封閉式參與的秩序」。而真正的民主國家，則表現出明顯的「開放式參與的秩序」，這種秩序，不論在政治或經濟領域，都呈現出「系統性競爭、進場機制、與流動性」這三項重要的特質，這些特質都將使社會及經濟發展變得穩定。
戴蒙又說，「開放式參與的秩序」要能有效維持，必須處在一個所謂「公民社群」的社會架構中。在典型的公民社群中，「人們彼此信任，藉由許多不同形式的社團結合起來，為更大的共同目標合作。當意見相左時，他們會互相尊重，包容彼此的差異……每個人都是真正的公民，他們對公共議題有興趣，並關心社群的福祉與進步。」
於是，回到文章一開始的那個「情非得已」──因為以代議政治為主要特徵的「民主社會」，並不足以代表我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反而是前述的那個呈現「開放式參與的秩序」的「公民社會」，才是我們真正的冀望。
促進公民社會，教育應有的表現
到底是教育促成了公民社會？還是公民社會促成好的教育？我願意描述一下，要促進真正的公民社會，教育應該有的三個層次表現：第一個層次是「教育普及」，第二個層次是「教育自治」，最後一個層次則是「參與式的教與學」。
一、教育普及
前述海地的例子已經告訴我們，沒有普及的教育，無法提高人力素質，無法使人民富裕，以致於無法造就有知識、有能力的廣大民眾；沒有這群民眾，一則無法有效監督政府，二則缺乏足夠人才參與政治競爭。
事實上，杜威早已指出，充分而公平的教育機會，是一個民主社會得以穩固的根基。除非人民受到充分的教育，學到基本的識讀能力及民主常識，否則民主政治不會成功（註4）。杜威也指出，民主不僅僅只是選舉政府，更是一種「相互溝通的生活方式」。一個社會，當愈多人能打破階級、種族、國家等藩籬，理解與考量他人的利益，這個社會的民主運作才愈能和平順暢。而要經營一個美妙和諧「相互溝通的生活方式」，更是需要普遍而長時間的教育。
因此，教育的普及是重要的，而且恐怕也是最根本的。
二、教育自治
「教育自治」指的是：教育的內容由教育部門自主，不受政治部門的干預；而教育部門自主的決策過程，則分層次由「權益關係者的公共參與」到逐層授權自主。例如芬蘭，中央政府訂定的《課程大綱》在提供基本方向與原則，地方政府則可以自行決定適合地方需求的《施教原則》；各級學校在上述的大原則下，可以決定本校的《課程重點》；教師則在前述的原則和重點下，擁有充分的課堂教學自主權。而不論中央層級、地方層級、還是學校層級的施教原則與課程，都開放相關人員參與決策。
「教育自治」為公民社會奠定兩個重要的基礎：第一，「教育自治」提供較佳的教育成效；第二，「教育自治」為「參與式的教與學」提供可能性。前者能為公民社會中的公民培養較佳的參與能力，後者則為公民社會中的公民建立「對民主的堅強信念」。
2006年的PISA（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畫）報告便指出：學校教育系統有高度自主權的國家，其學生的表現較優。原因在於，學校有高度自治的權利，也就會產生高度的責任感，並有能力運用足夠的彈性針對學生背景與需要來調整教學內容。而資料顯示，除了課程自主，教育系統自主的權利甚至還包括教育經費的編列和分配（註5）。
三、參與式的教與學
2006年剛退休的美國首位女性大法官珊卓拉‧歐康諾在她的大作《我在最高法院的日子》（中譯版：博雅書屋）中告訴大家，在美國兩百多年的經驗裡，她發現民主社會的維護不易，其中的關鍵在於司法系統的獨立，然而，人民對司法的信任卻是需要時間培養的。歐康諾認為「良好的公民教育」甚至比「司法獨立」和「新聞自由」都更重要；她語重心長的強調：「要有良好的公民教育，要讓生活在這個國家的公民們都理解政治程序，並且相信自己擁有影響社會的力量。」
擔任哈佛大學校長長達20年的伯克在他的《大學教了沒？》（中譯版：天下文化）一書中提出「21世紀，大學應有的8個教育目標」，其中之一就是「培養公民責任感」。他建議一種可行的做法：「可以鼓勵學生會的成長，並鼓勵學生社團多運用民主歷程，增進積極的公民意識。……假如學生議會可以執行預算，而且有顯著的功能，就會有較高的地位，成員也可以從服務經驗中得到更多有價值的學習。」
這兩個小故事在點出一件事：公民社會的教育內涵，必須有更深刻、更細緻的方法。「參與式的教與學」是指，教師和學生共同參與學習內容與學習方式的選擇，並在主動參與的過程中批判性地理解學習素材，進而從中獲取學習的意義。這種「參與式的教與學」本身就是一公民社群的互動模式，從做中學，不但獲得了公民參與的技能，更增強了對公民社會的信念。
至於「參與式的教與學」該怎麼做？這應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題了。
註1：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海地。互動百科，http://www.hudong.com/wiki/海地。
註2：毛相麟（2004.10.14），《古巴教育是如何成為世界第一的——古巴教育發展模式的形成和特點》。資料來源：http://ilas.cass.cn/zxcg/shehui/20050914/202653.htm。
註3：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tw/古巴。
註4：Dewey, J. 1966.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註5：PISA 2006 complete executive summary，資料來源：http://www.oecd.org/dataoecd/15/13/39725224.pdf。
- 12月 21 週一 200915:05
左看：政府長期僱用方案
企業實習方案的兩萬二千元（俗稱22k）的確拉低了台灣的薪資水平，讓所有失業者的起薪標準都降成兩萬二。對這錯誤的政策，我們除了要求政府道歉外，究竟應如何提振已被拉低的薪資水平？
可能的說法，一種是期待所謂的「愛心企業」，在兩萬二之外給予更高的加給。
另種是要政府推出「第二次企業實習方案」，並將每人薪資的補貼總額超過兩萬二。
可能的說法，一種是期待所謂的「愛心企業」，在兩萬二之外給予更高的加給。
另種是要政府推出「第二次企業實習方案」，並將每人薪資的補貼總額超過兩萬二。